2005-01-01
1955/4/1 公認的小胖子
實際上，小學3年級以前我一直被稱作神童。成績單上是清一色的5分，體育成績也很好，還是年級的委員長。賽跑總是跑第一，接力跑中總是跑最後一棒。放學時，總是有一些女孩子等在學校門口，希望和我一起走。那真是一段“光輝歲月”。 可是從4年級開始，我開始發胖了…。原因當然是吃的太多．不可思議的是，發胖有幾個階段，一旦胖起來，便影響了運動，運動一受影響，就愈發地胖起來…。在這兩方面因素同時作用下，我就象從斜坡上滾下來一樣，一胖而不可收拾。小學4、5、6年級時，我一直很胖，甚至給大家留下了一個“小胖子谷村”的深刻印象。記得在我上的桑津小學，當時共有3000多個學生，但在同一年級中，小胖墩只有區區5人，在這些“公認的小胖子”中就有本人一份。可不知為什麼，我作為一個健康優良兒受到表彰也正是在這個時候。現在想來，在當時，對於那些克服了戰後糧食短缺的困難而活下來的人來說，肥胖本身就意味健康啊。 當然，我也有心儀的女孩子。當時，男孩子和女孩子在一起上體育課，男孩子要在女孩子們眾目睽睽下，一個一個地做墊上運動。我永遠也忘不了，其中有一個叫做｢起跳分腿前翻｣的動作，要求先跳起來，然後在分開腿的同時向前翻。我在向前翻並分開腿的一刹那，運動褲襠竟然裂開了！裡面穿的褲衩也一下子暴露出來 (笑)。這一切都讓我喜歡的女孩子看到了，弄得我好窘，但更讓我遺憾的是，那天我穿的褲衩並不是我最中意的，而是連自己都不待見的那一條，我感到受到了沉重打擊。這就是我的小學高年級時代。
1960/4/1 吉他為伴的胖少年
我的中學時光是在東住吉中學度過的。我們屬於生育高峰時出生的一代人，所以學生人數多得嚇人。1個班有40人，而且居然有22個班！這個數量在現在是不可想像的。校舍容納不下這麼多人，於是又開了一個叫做白鷺學校的分校。如此一來，除非有什麼活動，否則1班和22班的學生根本沒有見面的機會。我上的就是這樣一所巨型中學。學校有個規定，入學的時候都要剃光頭。我雖然對此極不情願，但小胳膊擰不過大腿，只好就範。頂著個光禿禿的腦袋，再加上身體依然肥胖，我覺得自己中學這3年，一點兒都不帥。 中學時代最重大的事情，就是結識了一個可以稱作“知心朋友”的男孩子。他的名字叫藤本信介，居然愛好文學。藤本性格開朗，惹人喜愛，而且他還寫詩。有一次拜讀了他寫的詩後，我心想“這樣的東西我也能寫”，便也開始動筆寫起詩來。這是中學2年級的事。 中學時代的我有一個看法，認為“會彈樂器的話一定很招女孩喜歡”，於是決定練習彈吉他（笑）。我父親有一個叫做丸岡的朋友，該人專門製作供奉於神社的大鼓，不知為什麼，在他的店裡卻放著一把半舊不新的吉他。我求丸岡將他賤賣給了我，然後在家裡練習了起來…。當時幾乎沒有什麼像樣的教科書，我只好買唱片來聽，一邊將身歷聲聲道左轉轉、右轉轉，一邊一個音節一個音節地練習指法。這樣的練習每天都要持續4-5個小時。 我開始與人進行書信來往也是在這個時候。書信是能既不暴露自己廬山真面目又能與女孩子交流的最佳手段。我曾經和山形縣的一個女孩子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書信往來，甚至彼此都產生了一種“將來是不是要和這個人結婚”的感覺，這時，女孩子提出要交換一下照片。我心想，“好，一定要拍一張最好的”，於是跑到了桑津神社，想來想去，覺得從臺階下往上照，可以顯得腿長一些…照完後選了自己認為最好的一張就寄過去了,可是，寄出後就石沉大海。一想到這悲慘的現實，我就…。 我的心裡嚴重受傷，從那時候起我認為“女孩子不可信”，也許這種心情也流露到了我寫的詩的字裡行間了吧。而且，我總覺得自己愛情歌曲的源泉也來自這裡。記得後來我成了專業音樂家，到各地巡迴演出時，都要極力地避開那個曾經與我鴻雁傳書的女孩子居住的山形縣（笑）。
1965/1/1 Rock Candies 樂隊誕生
我曾經憧憬著能夠上同志社高中。當時報考人數極多，而錄取率又是現在無法想像地低，結果我名落孫山，只好決定上公立學校，進入了大阪府立大和川高中。這個學校還是挺有意思的。由於學校剛成立才2年，所以我入學時還沒有3年級。學校當時別出心裁，女生的校服中居然引進了貝雷帽！真有點不倫不類（笑）。由於受到廣泛批評，這種校服穿了兩年就廢除了。 我大致平安地度過了我的高中時代。彈吉他，寫詩，模仿美國的民謠，這些活動一直陪伴著我。2年級的時候，我與過去的同班同學山本峰幸邂逅，我們兩人決定一起幹點事情，就組成了一個樂隊。由於我們想採取PPM的形式，便托過去同是同班同學的立花給介紹一個女孩子。當時立花正和一個叫做島津的女孩子談朋友，而島津小姐有一個在帝塚山學院上學的妹妹，據說既喜歡唱歌，又唱得不錯。我們就請立花介紹她加入了我們的樂隊。當時，我和山本是高中2年級，而她是初中2年級。等我們都升入3年級後，決定正式做這件事情，成立了一支叫做“Rock Candies ”的業餘樂隊。
1966/4/1 重溫光輝歲月
深夜廣播大學1年級的時候我就自立了。在離家500米遠的地方租了一家公寓，自付房租，開始了單身生活。Rock Candies 樂隊也漸漸聲名鵲起，接到許多女子高中和女子大學的邀請，而且每次去演出時，還能以交通費的名義，領取一定數量的報酬。整個大學時代，我就用這些錢來支付所有的伙食費和生活費。從這個意義上，我想我應該算是一個較早自食其力的大學生吧。 在做業餘樂隊的同時，我還參加了桃山學院大學高爾夫俱樂部的活動。我認為高爾夫球是一項紳士的運動，即使將來上年紀了，也可以以一個球手的身份，與各種各樣的人進行交流，而不必在意年齡的差異…｣但是高爾夫俱樂部畢竟是體育類的組織，所以訓練異常嚴格。1年級的新會員大約有30人左右，當我們第1次一起去練習的時候，我和另一個叫川崎的男孩子曾問了前輩們一個非常愚蠢的問題：請問，應該怎樣握球杆？（笑）。在進行田徑訓練時，我們1天要跑14公里，還要做仰臥起坐、俯臥沖和蛙跳等練習。從那時侯起，我的身體漸漸瘦了下來，一雪初中和高中時代的不招人待見的恥辱，感覺變得帥氣十足。那時候，我交了許多女朋友，重溫了一下那逝去的“光輝歲月”。 上大2的時候，我意識到搞樂隊和玩高爾夫無法兼顧，於是便提出退會申請，僅呆了一年，就從高爾夫俱樂部退了出來。大學體育協會的高爾夫俱樂部等級森嚴，4年級學生是上帝，而1年級學生只能算是奴隸。想來那真是一段痛苦的時光，不合理的事情一大堆，還必須對上面人的話絕對服從。儘管對這些事情很有抵觸，但我一直認為，我能夠堅持度過這最折磨人的1年時光，對自己是一個很好的鍛煉。 大學時代是Rock Candies 樂隊非常風光的時期。一開始，我們主要是模仿，同時我也進行原創，然後由我們三個人來共同演繹。大阪的每日放送廣播電臺一個叫做“青春都市”的著名節目中給業餘樂隊試唱的機會…。由於我們是關西地區業餘樂隊潮流的先行者，每日放送廣播電臺的製作人來看我們的時候說，“你們可以不必試唱，直接到我們節目來演出吧。”這對我們來說，絕對是一個莫大的鼓勵。 由於我在現場直播節目中的言談被認為生動有趣，著名製作人渡邊一雄邀請我參加廣播電臺深夜節目的演出。渡邊先生被認為是“青春都市”節目的創始人，在關西地區人們都叫他“大邊先生”。就是這個大邊先生培養了後來的明石家秋刀魚(明石家森馬)、鶴瓶、文珍和桂三枝等著名演藝界人士，據說大阪地區的藝人都和他有緣。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1968年前後，“Rock Candies 樂隊”榮登廣播電臺節目的“月度好歌排行榜”，並且穀村的深夜廣播也在學生當中流行開來。當時，“Rock Candies 樂隊”成為了關西地區業餘樂隊中的佼佼者，大受歡迎。神戶的Port Jubilee音樂協會也對我們發出了邀請。當時的國際會館能夠容納2000餘人，儘管我們是業餘樂隊的演出卻也座無虛席，掀起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熱潮。
1970/1/1 漫長而輕率的橫穿美洲大陸巡迴演出（上篇）
1970年是我人生當中一個重大的轉捩點。那時侯我還在搞“Rock Candies 樂隊”，那一年的3月份，大阪舉辦了世界博覽會。有人問我，“你想不想到世博會加拿大館的水上舞臺上來演出？”我說，“我們是業餘樂隊，只要有地方唱，哪兒都行”，便很愉快地答應了。當時，負責樂隊採購的是一個叫做細川健的男子，他和我同歲，按當時大阪話來說是一個“調皮搗蛋”的男孩子。我和他相識，就是在這次世博會上。 當我們結束水上舞臺的演出回到後臺時，他突然闖了進來，還一個勁地向我們道歉，說“對不起！”我們都被搞懵了，問“你怎麼了？”他說，“我原本想把你們的費用卷走，買一輛卡車。不過，聽了你們的歌，覺得你們唱得太好了，唱得太棒了。”接下來，他又突然冒出一句，“讓美國人也聽一聽你們的歌聲，如何？”就是他這一句話改變了我的人生。記得當時我說，“好，去就去！” 那年夏天，我們到了加拿大的溫哥華，從那裡開始了橫穿美洲大陸的旅行，開始了以街頭演唱為主的貧困交加的音樂巡演。在1970年那一年，我就體驗到了後來猿岩石和多倫茲身無分文周遊世界時體會到的感覺，而且我們還不像他們那樣有電視製作人員什麼的一直跟著，境況似乎更慘。（猿岩石和多倫茲是日本電視臺製作的真人秀的主人公—譯者注） 在溫哥華UBC大學的學生講堂裡，我平生第一次登上了海外的舞臺。我記得我們原本想只唱日語歌曲，但後來一想，還是唱一兩首英文歌為好，於是就唱了一手福音讚美歌《失去媽媽的孩子》。 當時，我們借宿在在溫哥華工作的日本漁民家裡。在該房前有一片廣闊的田野…在哪裡仰望天空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從小就愛抬頭看天，但我第一次自己有意識地抬頭看到的卻是溫哥華1970年的天空。我清楚地記得自己當時不停地念叨，“10年以後，20年以後，我會在哪裡再看到這一片天空呢？” 我們從溫哥華乘坐Greyhound公共汽車，先後又去了班夫、賈斯珀和多倫多。為了省下住飯店的費用，我們晚上一般在汽車上睡覺，就這樣一門心思地向東方進發，經過了尼亞加拉終於到了紐約。我們找最便宜的旅館住了下來，繼續進行街頭演出。有一天，聽說在紐約梅茲球隊的主場體育場將舉辦一場搖滾音樂節，我們決定罄盡我們所有盤纏，去觀看這場音樂會。在這前一年的1969年，伍茲托克音樂節（Woodstock）引發了一場“搖滾革命”。1970年夏天的大型音樂會中，集中了參加伍茲托克音樂節（Woodstock）的近一半成員，其中包括夏那那、約翰尼・溫特、荒原狼樂隊（Steppenwolf），還有波爾・西蒙、迪昂奴・瓦威克等等。看到那麼多明星彙聚一堂，真令人熱血沸騰。那時候，我還親眼看到了布魯斯歌手李奇・海本斯的演出，我曾經在伍茲托克音樂節（Woodstock）的電影上看到過他，覺得他好帥。首席吉他手、副吉他手，配上康茄大鼓，這種組合非常來勁，我深受震撼。…您也許已經注意到了，這實際上是Alice樂隊的原型。2名吉他手加1名康茄鼓手的組合方式，深受李奇・海本斯的影響。 那次搖滾音樂節最後押軸的是被稱為布魯斯音樂傳奇女歌手的詹妮斯・喬普林。還沒等她出場，體育場就已經沸騰了，整個石頭地板就像波浪一樣晃動起來。我當時還不知道她是何許人也，正在琢磨“這是誰呢”的當兒，只見波爾・西蒙手拿麥克風走上台來，他只說了一句話，“女士們先生們，讓我們歡迎詹妮斯・喬普林！”話音未落，在震耳欲聾的歡呼聲中，一個穿著七彩服裝的女人快速走上台來，手抓著麥克風忘情的呼喊起來。剛聽到她第一聲呼喊的時候，我的全身就像被一股電流電到一樣，情不自禁的淚流滿面，在那一瞬間我本能的感到了音樂的巨大魔力。音樂會結束後，我甚至不能從座位上站起來，頭腦中只想著一句話，“歌聲會超越國界”。 儘管我對歌詞大意不甚了了，但卻淚水漣漣，渾身起了一層雞皮疙瘩…。在那一瞬間，我有一個強烈的想法，那就是“今後我用日語來演唱也不需要任何的顧忌，無論到天涯海角，都會找到知音！ ”就在那一年的秋天，詹妮斯與世長辭。也許我所看到的是她最後一場現場演唱會。我想這對我來說，是一次最重大的人生際會。
1980/1/1 創作《昴》（SUBARU）
隨後進軍亞洲樂壇就像1970年橫穿美洲大陸一樣，自己人生的另一個重大關口就是1980年創作了《昴》（SUBARU）這首歌曲，他對我的人生產生了巨大影響。這首歌曲在亞洲引起轟動，同時也為我打開了進軍亞洲樂壇的大門，我接到了許許多多參加演唱會的邀請。《昴》（SUBARU）這首歌可以說為我谷村新司暗暗指明了一條通往未來的大路。當時我創作《昴》（SUBARU）這首歌時，還在同時進行著ALICE樂隊的演出。在暫停ALICE的演出活動後，我創作了《GUNJOU》這首歌，開始了個人的創作和演出活動。1984年，我開始正式進軍亞洲樂壇。 音樂家和平運動（Pax Musica）。我把將來要到亞洲樂壇發展的想法跟KYODO東京的創始人內野二朗先生說了。先生鼓勵我說：“好，有了想法，就要趕快行動！” 於是，來自日本的谷村新司、來自韓國的趙容弼和來自香港的譚詠麟組成三駕馬車，相互合作，開始了在整個亞洲的巡迴演出。在這個過程中，陸陸續續又有許多歌手加入進來，掀起了一股熱潮。這就是1984年的音樂家和平運動。音樂家和平運動在日本的演出活動是在後樂園棒球場，由我和譚詠麟、趙容弼三人共同演出的。當時，日本還看不起亞洲各國，因此周圍反映比較冷淡，認為“谷村新司，你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現在回想起我跟亞洲的緣分，不能不提一下1981年我們ALICE樂隊在北京開演唱會的事情。那次演唱會是在工人體育館舉行的，是日本人第一次在中國舉辦的大型演唱會，有2萬多名中國觀眾前來觀看，而親自接見我們的竟然是dengxiaoping先生！後來聽說，觀看ALICE演唱會的人們受到了很大的震動，從那以後，有許多人開始一邊彈奏吉他，一邊縱情高歌。 中國有一位著名的搖滾歌星，名叫崔健，他被稱為中國的“搖滾之父”。據說崔健就是在觀看了ALICE的演出後，才立志要自己寫歌。因此，就像“甲殼蟲”樂隊在日本一樣，ALICE樂隊在中國也產生了巨大影響。那是1981年的事情了。之後，我們繼續在亞洲的演出活動。在ALICE樂隊暫時解散的10年間，我開始了在個人單曲方面的創作活動
1988/1/1 歐洲三部曲之旅 ～倫敦.巴黎.維也納～
1988年是一個轉捩點。對一個歌手來說，最高的境界是能夠進行無伴奏演唱。此外還有一個就是與交響樂隊合作演唱。我從1988年開始嘗試著與交響樂團共同演出，決定利用3年的時間創作一部《歐洲三部曲》。 首先我決定和倫敦交響樂團合作，灌錄一張唱片。在灌錄唱片的過程中，工作人員發揮的作用是巨大的，和海外的交響樂團合作這件事本身也說明了這個問題。在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為我的《獅子與玫瑰》（Shishi-to-bara）這張唱片設計封面的，是已故的安迪・沃豪爾設計小組。安迪・沃豪爾在1988年就不在人世了，但他的得力助手、印刷師羅巴托・史密斯卻對我的作品非常感興趣，並最終為我制做了唱片的封面。 第二年，羅巴托因愛滋病而與世長辭，安迪・沃豪爾的影子在這一年事實上也徹底消失了。所以，這張唱片對我來說，實在是意義重大啊。 1989年，我又來到了法國巴黎。當時正好趕上法國大革命200周年和埃菲爾鐵塔落成100周年這兩大紀念活動，我和巴黎歌劇院的管弦樂團共同演奏了《LA RONDE》，並進行了錄音。而這次為我設計唱片封面的，竟然是蒂埃裡・繆格勒—-一位在巴黎的時裝界被稱為鬼才的設計師！我邀請他當我的攝影師。他一邊做巴黎時裝展示會的工作，一邊投入到攝影工作中來，並最終完成了這張唱片封面的製作。 到了1990年，我原本想去義大利，與義大利米蘭歌劇院的藝術家們同台演出，但沒有成功。當我抱著試試看的態度，給柏林和維也納的歌劇院遞交建議後不久，維也納方面來信說,維也納愛樂樂團和維也納交響樂團的後備團員剛剛成立了一支叫做ＶＳＯＰ（維也納交響管弦樂團）的樂團，我可以跟他們合作演出。於是我來到了維也納。那時候錄製的唱片名叫《Price of love》。這張唱片的封面由和田誠先生繪圖，淺葉克己先生設計，製作陣容依然豪華。 1990年我在維也納錄製唱片時的調音師是一個叫做弗蘭克的德國人。我們到德國的慕尼克進行聲音編輯時，正好趕上柏林牆倒塌的一瞬，從臨時插播的新聞中聽到這個消息後，我和弗蘭克緊緊擁抱在一起，連說“太好了！太好了！” 也就在那一年，我帶著自己的唱片，邀請了維也納交響管弦樂團由100名藝術家組成的管弦樂隊來到日本，搞了一次日本全國巡迴演出。那年秋天，管弦樂隊的成員提出,想在被稱為“維也納古典音樂聖殿”的協奏曲劇場（Ｃoncerto Ｈouse）舉辦一場日本公演凱旋音樂會。我欣然同意，並作為一個亞洲人，首次站在了協奏曲劇場的舞臺上。儘管他們都是從事古典音樂的藝術家，但和我們一起同台演出，他們也體會到了流行音樂的巨大魅力。我想，我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些，都得益於我能夠與ＶＳＯＰ優秀的指揮家和作曲家克裡斯丁・格羅諾維奇相識相知。 結束維也納之行的那天晚上，當我們從一家叫做霍伊利戈的小酒館出來後，我不禁抬頭仰望天空。我意識到自己正注視著1990年的天空。從那以後，我又將開始在日本的演出活動。 後來，我跟何塞・卡雷拉斯在豐田體育場同台演出，彩排中和他聊天時才知道克裡斯丁・格羅諾維奇也曾為他寫過曲子。“哦，那麼說，你也知道克裡斯丁・格羅諾維奇嘍！”於是，我和卡雷拉斯談得特別投機。我當時想：“啊，人與人之間真是有緣啊，大家都是被連接在一起的啊。”
1995/1/1 結識費爾 拉蒙
1995年發行的唱片《Ｉ・Ｔ・Ａ・Ｎ》，對我來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一年，我實現了到美國錄製唱片的計畫。美國有一位元出色的音樂製作人，名字叫費爾・拉蒙。費爾・拉蒙曾培養過比利・喬等歌手而聲名遠揚，並且深受格洛裡亞・埃斯特凡以及多明戈、帕瓦羅蒂、希納特拉、西蒙＆加豐凱爾等大家的信賴，其音樂製作水準在美國應位列3甲。他對我很感興趣，提出要與我合作。另外還有一位作為聯合制作人給我很大幫助的是傑克・埃裡奧特。他是格拉美大獎賽的音樂監督，大家耳熟能詳的《查裡斯・安琪兒》的主題曲就是他的作品。這個時期，主要是由費爾・拉蒙做我的製作人。 當我出版了新的唱片，費爾和傑克都說一定要看看我現場演出，並曾經親自參加了我在日本武道館和多摩巴台農神廟舉行的演唱會。那時候，儘管聽不懂日語，但他們在看我的演出時費爾淚流滿面，傑克激動不已。在後來聊天時，費爾明確地對我說：“新司，語言無關緊要。真正令人感動的東西一定能夠引起人們的共鳴。”他對亞洲樂壇的一舉一動非常關注，他說：“下一個時代的音樂精品只能出自亞洲，超級巨星將從亞洲產生，我堅信這一點！”…我想，終有一天，我還會有機會和傑出的費爾一起合作的。
1996/11/1 推出全球首張ＤＶＤ音樂大碟 《Shinji Ramunita》
1996年11月1日，在日本音樂史上，這一天似乎並不是一個特別的日子。但實際上，這一天卻發生了一件大事。ＤＶＤ，這個現在已經司空見慣的東西，在1996年11月1日才正式解禁，而且就在那一天，我推出了全球第一張ＤＶＤ音樂大碟《Shinji Ramunita》。 這張專輯是由富士電視臺、松下公司的技術人員和我谷村三家合作，為慶祝DVD解禁而製作的第1號作品。一開始，當松下公司的技術人員來對我說“要不要做一張DVD”時，我反問道：“DVD能做什麼？”，答曰∶“你想做什麼？”。我們就是在這樣一種意圖不甚明瞭的狀態下彼此摸索著做出來的。由於這是世界上第一張DVD碟片，所以最初人們在檢測DVD硬體是否正常時，都要用到這張碟片。。 因此，這實際上也是具有世界性意義的一件大事。推出這張碟片時，我們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來了一大堆記者，包括日本工業新聞、日經新聞，還有產經新聞等，唯獨沒有演藝界的記者前來採訪。對於記者們提出的“DVD到底是什麼東西”這個問題，無論是我還是松下公司、富士電視臺都不能準確回答，只是說“我們知道的也就是這些”。不過，記得當時我明確地說過這樣一句話：在不久的將來，這個東西一定會成為日本乃至世界市場的中心。
2000/1 和卡雷拉、薩拉.布賴特曼等參加TOYOTA
2001/1/1 ALICE重新複出.第２０個年頭的再次相會 時光如流。2001年，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在這一年，ALICE樂隊恢復了演出活動，又重新複出了。對ALICE來說，這是成立後的第20個年頭，我們三個人又重新聚在了一起，並開始出唱片。我們三人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就是向那些一直盼望著我們複出的ALICE迷們證明：ALICE只是暫時中止演出，現在我們又回來了！ 2001年我們舉行了巡迴演出。第一場在武道館演出，會場中幾乎所有的人的眼中都淚光閃閃。 在這20年間，多少人在經歷了數度人生轉變，嘗盡了人間酸甜苦辣後，仍然懷著各種各樣的心情，關心著ALICE，今天，我們三個人終於得以重新站立在這個他們密切關注的舞臺上，對於我，對於ALICE來說，絕對是無上的光榮！
2002/9/1 ～ 2003/12/31 進軍中國樂壇
2002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國政府邀請我做一場紀念音樂會的製作人。我作為一名直接參與演出的藝術家，作為一名製作人，從日本和中國分別邀請了許多藝術家參加，其中包括日本的濱崎步、Gackt、酒井法子等。演出是在將用作奧運會比賽場的北京工人體育場進行的。當時共來了45000名觀眾。在那一瞬間，我親身感受到日本和中國之間開啟了一扇嶄新的大門。 2003年，我們又舉辦了抗ＳＡＲＳ的慈善音樂會。現在，我們和中國的聯繫也越來越深。最近，中國政府邀請我擔任上海音樂學院現代音樂系的系主任。我想我會接受這一邀請。而且，培養中國的歌手毛甯，説明中國創作新的音樂、真正的音樂，也是我肩負的一項使命。我想，我的作用就是通過這樣一些工作，在日本和中國之間架設一座橋樑，以便更多的人能夠踏著這座橋，在兩國之間自由地來往。
